研究生会开展“走进实验室”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刑法》第22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条文规定虽然以违反国家规定为规范要素，但是几种具体的非法经营行为往往都具有违反行政许可的性质。

在应用面向上说，这种与人的相通性可能带来不可估量的潜在效用，能够替代人类发挥智慧作用，可以想象，从经济增进上来说功效可期，厚利在望。比如说，划分不同主体或产品风险等级，进行相应资质管理。

科技活动及其立法的技术—经济范式的问题正在于此，简单片面地强调对于科技经济意义的追求，而忽视科技具有的其他方面的意义，甚至为了科技的经济意义而不顾其他的后果。但是，这些功能性价值，最终要服从于居于上位的人的价值，后者具有终极性、本位性和优先性。其三，坚持科技风险和监管一体化原则，或者叫科技风险和安全防范一体化原则。三、科技立法技术—经济范式下的社会问题及其自主化技术后果 科技立法强调科技经济意义实际上是强调一种效率导向[14]（P98-102），这一点本身无可非议。到80年代，更加强调科技资源供应和市场需求的结合，导致在微电子、生物技术和新材料等新领域又形成新一轮技术—经济高峰。

限于篇幅，这里不予赘述。《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一系列相关文本宣示的，是人的价值的重要国际规范来源，但人的价值性应该不限于此。2001年之后，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法律制度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

[10]王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2018年8月28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载《中国人大》2018年第17期。例如，1900年，美国旧金山市卫生机构为了应对鼠疫，强制对当地的华裔社区进行检疫隔离。《传染病防治法》实施不力的问题，2018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已经指出：疾控机构的能力与承担的职责不相适应。注释: *本文是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成果（项目编号：17SFB2006）。

《传染病防治法》与《突发事件应对法》关于疫情信息的发布相互冲突，前者要求条条治理，把传染病疫情信息的发布权力保留给了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二战之后，随着法治地位的稳固以及法治对于紧急事件的驯服，紧急状态的启动不再像以前那样敏感、富有颠覆性，而是转化为一种比较常见的治理方式。

2001年9月，美国在遭受恐怖袭击之后，又接连遭受炭疽邮件袭击事件。法律必须要规定紧急状态终结的条件。推动这一制度建立的，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是2001年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和炭疽邮件袭击事件，第二是2003年的SARS危机和之后几年全球范围的突发传染病，第三是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修订的《国际卫生条例》的出台。这些规范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境卫生检疫法》《国内交通卫生检疫条例》等法律法规一起，构成了中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律制度。

[45]紧急权力作为一种限制基本权利的公权力，也要遵循比例原则。紧急状态期间采取的非常措施，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执行或者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另行规定。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终结，与其他紧急状态一样，有三种方式。方舱医院16家，可用床位13467张。

对于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而言，这意味着下调或取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响应级别。在本文中，紧急事件与突发事件是一个术语，紧急状态的使用则沿用目前的既定习惯，专指特别重大的突发事件或紧急事件导致的一种法律状态。

紧急状态的影响是全面的，不仅限于公共卫生领域，其他领域也会涉及。我国《宪法》6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第八十九条规定国务院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两者的结合，使得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法的规范详尽具体、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都比较强。[12]参见半月谈编辑部：《抗疫考评基层治理十大软肋》，载《半月谈》2020年第4期。这一特点给国家治理造成了极大的难题。[15]在紧急状态下，基于公共利益和社会安全的角度，传染病患者的健康权利确实具备优先保障的合理性，然而其他患者的健康权利也应该得到最低程度的必要保障。[20]Lawrence O. Gostin , Steven D. Gravely, Steven Shakman Howard Markel,Quarantine:Voluntary or Not,32 J. L. Med. Ethics 83(2004), p.83. [21]参见[美]基普尔主编：《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张大庆主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75页。五是影响卫生服务持续性的事件的存在。

武汉的病患数量太多，一床难求的现象直到2020年2月下旬才缓解。[22]隔离和检疫等强制措施被大量滥用，但很少受到质疑，即使受到质疑也很少被法院推翻。

[43]同前注[40]，陈新民书，第112—114页。[52]对于这些问题，采取临时抱佛脚的方式，依赖临时性的各种决策或立法，是远远不够的。

当年全国有338个地级以上城市，有一半多地级市没有传染病医院，本次疫情中的全国第二大疫区湖北黄冈市在1月21日之前找不到一家符合条件的传染病医院，这意味着我国疫情防控最专业的医疗资源存在严重的缺失。我国的相关研究起步于2003年的SARS疫情。

但是，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法并不提倡极端的隔离，而是更强调合作与协调。[30]美国联邦层面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法律制度，其法律依据是1994年颁布的《公共卫生服务法》（The Public Health Service Act），该法授予行政部门可以单方面依据授权宣布全国性的紧急状态，至于美国各州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法律，则要等到2001年之后才逐渐建立。[38]See The Center for Law and the Public's Health at Georgetown 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ies,The Model State Emergency Health Powers Act, As of December 21,2001, The Journal of Law, Medicine Ethics, Volume 30:2, Summer 2002. [39]Mark Neocleous,From Martial Law to the War on Terror,10New Crim. L. R.489,507.(2007). [40]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新9版），台湾三民书局2015年版，第111-112页。[10]本次疫情表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律的实施状况比执法检查披露的还要糟糕。

第六，紧急权力的种类及其监督。这种现象，说明既有的法律制度关于应急响应的启动机制存在问题，因为这些创新做法并没有受到任何质疑，反而获得了普遍认同。

企业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秩序恢复面临着如何克服防疫、隔离、原料、生产、销售、运输等等重重困难。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法的制定目标，首先就是赋予相关的政府负责人或卫生行政部门这些一般性的紧急权力。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律规范的不完备、滞后性、相互冲突、模糊抽象等等形式缺陷被同时放大。前四级响应的启动权力应该赋予县级以上的各级地方政府，紧急状态的启动权力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行使。

非正式监督是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48]参见曹康泰：《为确立紧急状态制度提供宪法依据》，载《中国人大》2004年第12期。[46]See Jaime Oraá. Human Rights in States of Emergency in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2.p.96. [47]参见孟涛：《中国非常法律的形成、现状与未来》，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例如，秘鲁法律规定，有五类情形可以引发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一是流行病或大流行病（epidemic or pandemic）爆发或者存在爆发的高风险。

国外的通常做法是把紧急权力交给行政机构实施，不创设新的机构。除了健康权，受本次疫情影响最大的权利还有知情权、隐私权、人身自由权和财产权。

人员队伍建设亟待加强。受到当时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隔离与检疫仍然是遏制传染病流行的基本措施。

[2]对于此类突发事件的研究，法学界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基础。[46] 为了避免紧急权力的滥用、保障紧急状态下的人权，现代法治要求行使紧急权力的行政机构受到其他机构的监督，例如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这些机构即使在紧急状态下也不能停止运行。